摘要：2025年6月，财政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2025年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进入常态化阶段。本文对海事局在落实专项整治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旨在为相关单位高效开展政府采购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政府采购；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海事局；问题与对策

（一）国家政策要求

政府采购是财政支出管理的关键环节，其规范化程度直接影响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营商环境。

202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政府采购领域“整顿市场秩序、建设法规体系、促进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国办发〔2024〕33号），明确要求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2025年6月，财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2025年政府采购领域“四类”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财库〔2025〕14号），聚焦采购人设置差别歧视条款、代理机构乱收费、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供应商围标串标四类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此次整治覆盖中央、省、市、县四级财政部门，采取分级分类检查制度。

（二）海事系统特性

海事局作为交通运输部直属机构，承担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检验、航海保障等重要职能，其政府采购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采购金额大、项目复杂。涉及船舶建造维修、航标器材、信息化系统、海上救捞设备等领域，部分船舶建造项目金额达数亿元；二是专业性强、技术门槛高。涉及航海技术、船舶工程、通信导航等专业技术领域；三是安全要求高、监管责任重。装备质量直接关系水上交通安全和人命财产救助。

（三）现实需求

根据某海事局的专项整治通报，在抽查的政府采购项目中，发现“四类”违法违规行为问题82个，涉及项目48个，其中采购文件设置差别歧视待遇问题60个，占比高达73%。海事领域由于采购项目专业性强、技术复杂，更容易出现以不合理条件限制竞争、评审专家被“围猎”等问题，亟需通过专项整治加以解决。

（一）专项整治工作的组织与部署现状

1. 组织架构与方案制定中的形式化倾向

海事系统虽然建立了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但是从实际运行看，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倾向。部分单位实施方案针对性不强、操作性不够，对海事特色领域（如船舶建造、专业设备采购）的整治重点把握不够精准。更为关键的是，方案制定过程中业务需求部门参与不足，导致技术复杂的采购项目风险识别不全面。

2. 宣传动员与政策理解的断层

海事系统虽然通过动员会、培训班等方式开展政策宣贯，但是培训覆盖面有限，政策理解存在断层。基层单位对“四类问题”的具体界定、整治尺度把握不一致，特别是对“差别歧视条款”的认定标准理解模糊。这种理解偏差直接导致自查阶段“避重就轻”现象普遍——对显性违规易查问题大力整改，对隐性技术壁垒类问题视而不见。

（二）聚焦“四类问题”的自查与检查情况深度剖析

1. 设置差别歧视条款：技术壁垒背后的利益输送

海事采购项目在资格条件设定、评审标准设置方面存在的问题，本质是技术专业性与公平竞争之间的失衡。由于海事装备的特殊性，部分项目技术参数设置过于具体或具有明显指向性，形成“隐性门槛”。差别歧视条款的形成往往源于专业壁垒与利益捆绑的双重作用：一方面，采购人确实需要确保装备质量，倾向于选择有成熟经验的供应商；另一方面，长期合作形成的“路径依赖”容易演变为“利益共同体”，采购人员与特定供应商之间形成默契，通过技术参数设置实现“定向采购”。

2. 代理机构乱收费：监管盲区下的利益共生

检查中发现，部分代理机构存在超标准收取代理服务费、逾期退还投标保证金等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部分代理机构与采购人、供应商形成“三方利益共生体”。常见的违规模式有两种：一是运作勾兑。代理机构利用熟悉评标流程的优势，为特定供应商“量身定做”采购文件，设置倾向性条款，事后收取高额“服务费”；二是拖延退还保证金。利用供应商急于收回资金的心理，违规拖延退还投标保证金，变相占用供应商资金。

3. 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诚信体系缺失的集中体现

供应商提供虚假检测报告、认证证书、合同业绩等问题在海事领域同样突出。常见的海事领域特殊风险有两类：一是船舶设备检测认证复杂。部分供应商伪造船级社认证、无线电设备型号核准证等专业资质，由于海事专业性强，采购人难以快速核实真伪；二是业绩证明难以追溯。供应商提供的同类项目业绩往往涉及海上作业，履约情况难以实地核查，为虚假业绩提供了空间。

4. 供应商围标串标：隐蔽化、组织化趋势明显

围标串标行为在海事特色领域更加隐蔽，呈现组织化、专业化、隐蔽化趋势。常见的操作手法有三种：一是“职业黄牛”串联。如某市公开披露的案件中，评审专家王某等人身兼多重角色，既是水利部门公职人员，又具备评审专家资格，还充当“黄牛”为专家和企业“牵线搭桥”，帮助投标企业串联其他评委，从中抽取好处；二是“暗号联络”。评标前40分钟内，被抽中的专家在微信群发“今天阳光明媚”等暗号，示意可以围猎，投标企业在短短40分钟内完成串通；三是“文件混装”。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异常一致，或投标保证金从同一账户转出，形成表面合规、实质串通的局面。而海事领域围标串标具有特殊性，如船舶建造、大型救捞设备等领域合格供应商数量有限，市场集中度高，更容易形成“圈子文化”。供应商之间长期竞争合作，容易达成默契，通过“轮流坐庄”“价格同盟”等方式围标串标，且隐蔽性强、取证困难。

（三）落实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度分析

1. 制度衔接与理解偏差：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梗阻

一是政策适配性不足。三部门通知针对通用政府采购活动，对海事特殊领域（如船舶建造、救捞设备采购）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明确。海事采购涉及船舶、海上设施等特殊装备，其技术规范、安全标准、行业惯例与通用货物采购存在显著差异。现行政策对“不合理条件”的界定过于原则，导致基层单位自查时“不敢定性、不会定性、不愿定性”。二是标准认定主观性强。对“差别歧视待遇”等关键概念的认定缺乏客观量化标准，不同单位、人员的判断可能截然相反。例如，船舶采购中要求投标企业必须本地注册或为本地服务机构，是保障售后响应还是实行地域歧视？要求提供远超项目实际需要的高额同类业绩、特定品牌设备授权或非必要的多重船级社认证，是确保建造质量还是变相排斥潜在供应商？这种主观判断空间为权力寻租留下了余地。

2. 自查自纠流于形式：动力机制与问责机制双重缺失

一是“自查从宽”政策落实走样。部分单位自查工作深度不够、避重就轻，对明显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根本原因在于“自查从宽、被查从严”的政策导向落实不到位，自查发现的问题往往内部消化、从轻处理，缺乏外部监督和压力传导，导致自查沦为“走过场”。二是整改问责缺乏刚性约束。对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彻底，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

3. 监管能力与手段不足：人力、技术、机制三重短板

一是专职监管力量薄弱。海事系统采购监管人员配备不足且多为兼职，缺乏专业的法律、财务、采购知识。以某直属海事局为例，年度采购项目逾千个，但是专职采购监管人员仅有3人，且需兼顾财务、审计等其他工作，监管覆盖面不足、深度不够。二是信息化监管手段滞后。缺乏有效的采购数据分析工具，难以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围标串标、专家评分异常等违规线索。现行评审过程录音录像的调取和分析主要依赖人工，智能化程度低，难以实现实时预警和主动发现。三是过程监督机制缺位。对代理机构、评审专家的过程监督主要依赖事后检查，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不足。如赤峰市某案件中，交易中心工作人员鲁某利用专家抽取系统漏洞，提前将专家名单泄露给招标代理公司，收受好处费35万元，这种内部人员充当“内鬼”的问题在事后检查中往往难以发现。

4. 协同机制不畅：内部割裂与外部封闭并存

一是内部协同走样，存在部门壁垒与信息孤岛。采购部门、财务部门、审计部门、业务需求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信息共享不畅，联合检查不足。业务部门侧重技术性能，财务部门侧重预算执行，审计部门侧重程序合规，缺乏统一的风险评估标准和联合监管机制，难以形成监管合力。二是外部协同乏力，案件移送与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与财政、审计、公安、市场监管等外部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不够健全，案件移送、信息共享、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不完善。围标串标等违法行为涉及刑事犯罪，但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部分案件仅以行政处罚结案，未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5. 海事特色领域监管难点：专业壁垒与利益链条交织

海事政府采购涉及船舶建造维修、航标器材、信息化系统、海上救捞设备等专业领域，监管面临“三重困境”。一是技术识别困境。由于技术复杂，难以判断采购文件中的技术参数设置是合理的专业要求还是为特定供应商“量身定制”。如船舶动力系统的特定功率要求、导航设备的特定接口标准，既是安全需要，也可能构成排他性条款。监管部门缺乏专业技术能力，难以进行准确判断，只能依赖形式审查，导致实质风险难以识别。二是市场结构困境。船舶建造、大型救捞设备等领域合格供应商数量有限，市场集中度高，容易形成“寡头竞争”格局。供应商之间长期博弈，容易达成默契，通过“价格同盟”“轮流中标”等方式围标串标。这种结构性问题难以通过个案整治解决，需要从产业政策、市场准入等宏观层面入手。三是专家依赖困境。海事项目评审专业性强、技术复杂，评审专家掌握较大自由裁量权。由于专业领域狭窄，评审专家与供应商之间容易形成熟人关系网，专家独立评审面临较大压力。如宜宾市某案件中，评审专家胡某在评标室不经意提到“某公司的投标资料做得不错”，其他专家心领神会，为该公司打出高分使其中标。这种“专家操控”现象在海事领域更为突出。

6. 长效机制建设滞后：运动式治理的周期性困境

专项整治具有明显的“运动式”治理特征，集中检查结束后，日常监管容易松懈，这种周期性困境源于三方面机制缺失。一是风险预警机制缺失。缺乏对采购活动全过程的动态监测和风险预警，难以在问题发生初期及时发现和干预。二是信用约束机制缺失。对供应商、代理机构、评审专家的信用档案和“黑名单”制度执行不严，失信成本过低，“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尚未实现。三是制度固化，机制缺失。专项整治中行之有效的措施（如特定领域的监管规则、协同机制）未能及时固化为日常监管制度，导致“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

（一）强化组织领导与责任落实

一是完善领导机制与细化方案。明确各级海事局“一把手”为第一责任人，建立定期会商、重点督办、约谈通报机制。针对海事特色领域（船舶建造、专业设备采购）制定专项整治指引，明确“四类问题”的具体表现形式和认定标准，统一整治尺度。二是压实主体责任与严肃问责。将专项整治成效纳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与评先评优、干部任用挂钩。对自查不力、整改不到位、问题反弹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追究责任。落实“自查从宽、被查从严”政策，对主动报告并积极整改的可从轻处理，对被查实的严肃追责。

（二）深化自查自纠与外部监督

一是提升自查质量。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助自查，建立交叉检查、重点抽查机制，避免“自查自护”。对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实施穿透式检查，确保自查全覆盖、无死角。二是拓宽线索来源与加强联动。完善供应商质疑投诉渠道，建立快速响应机制。运用信息化手段，通过采购数据分析，主动发现围标串标、专家评分异常等疑点线索。主动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监督检查，建立信息共享和案件移送机制，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三）提升监管能力与技术水平

一是加强队伍建设与培训。配备专职采购监管人员，加强法律法规、政策理论和专业技能培训。编制海事政府采购操作指南和案例汇编，针对采购人员、评审专家、代理机构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廉政教育。二是推广信息化监管。建设海事政府采购电子化平台，实现采购全流程线上运行和监控。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进行风险预警和智能审核，自动筛查投标文件IP地址、MAC地址雷同，分析投标报价规律性差异，识别围标串标嫌疑。建立评审专家评分异常监测模型，对评分偏离度较大的专家自动预警。三是创新监管方式。对船舶采购等重点领域、评审等关键环节实施驻场监督或飞行检查。建立穿透式监管机制，对供应商、代理机构的关联关系进行深度核查，防止通过变换主体规避监管。

（四）健全协同治理与长效机制

一是强化内部协同与外部联动。建立采购、财务、审计、法规、业务部门的定期会商和联合检查机制，实现信息共享、问题共商、监管联动。在重大采购项目中实行多部门参与的联合审查制度。加强与财政、审计、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监管合力。二是优化代理机构和评审专家管理。严格准入和清退机制，对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代理机构、评审专家实行“一票否决”，纳入“黑名单”管理。完善考核评价和信用管理，将信用评价结果与采购项目分配、专家抽取概率挂钩。针对海事特色专业，建立专家库动态调整机制，定期征集补充稀缺专业专家，对长期不履职或履职不当的专家及时清退。三是加强供应商管理。建立供应商信用档案和“黑名单”制度，对提供虚假材料、围标串标的供应商实施市场禁入。推进供应商信用信息共享，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建立合同履约评价机制，将履约情况纳入信用记录。四是构建长效机制。将专项整治中行之有效的措施制度化、常态化。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建立采购需求论证、文件审查、评审监督、合同履约、资金支付等关键环节的内控机制。制定海事政府采购负面清单，明确禁止性行为，划定红线底线。

（五）加强宣传引导与能力建设

持续开展政策宣贯，公开曝光典型案例，营造公开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氛围。开展“廉洁采购示范单位”创建活动，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在系统内倡导依法采购、廉洁采购的理念。